布朗族

新中國成立前，布朗族的社會發展很不平衡，大體可以分為兩類地區。一類以居住在臨滄地區和思茅地區的布朗族為代表，由于長期與漢族及其發展較快的民族雜處，受其經濟和文化影響較深，他們的社會經濟發展較快，保甲制度已遍布這些地區。除墳園、森林尚保留有村社公有的性質外，其余土地已經完全屬于私有，地主經濟早已確立。地主富農通過高利貸、典當、買賣、抵押和憑借政治特權，霸占良田沃土。在這種體制下，各階層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已顯示出十分的不平衡。例如雙江縣邦馱鄉的一個布朗寨中占總戶數6%地主占有了全寨水田總數的30%以上。廣大貧苦農民不僅深受本民族地主、富農壓榨，還遭受漢族和其他民族地主、富農的盤剝與掠奪。國民黨政府與當地地主惡霸勾結在一起，橫征暴斂，拉丁派款，更加深了布朗族人民的苦難。

另一類以聚居在西雙版納布朗山、西定和巴達一帶的布朗族為代表。他們很早就受傣族封建領主的統治，布朗族人民每年必須向傣族領主交納一定數量的貨幣或實物作貢物。傣族領主在布朗族內部冊封一些世襲頭人，叫做“叭”，每個“叭”管轄若干寨子，這種轄區也就是向傣族封建領主納貢的單位。傣族土司還通過分封自己的家臣和親屬為“波朗”（職官名）直接控制各“叭”，加強對布朗族人民的統治，使布朗族的社會經濟結構、政治組織以及意識形態各方面受到很大影響。但是傣族統治階級還不能把自己民族的生產方式完全強加于布朗族，而在一定程度上讓原來的生產方式維持下去，滿足于征收貢納。這種統治在布朗族社會從家族公社向階級社會轉化的過程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新中國成立前，西雙版納布朗族社會存在的土地所有制，還不同程度地保留著家族公有、村社公有和私人占有等3種土地所有制類型。少數布朗族村寨還保留有由同出于一個祖先的若干個家庭組成的叫做“戛滾”的農村公社。每個家族包括五六戶至二三十戶小家庭。在家族范圍內的土地、森林、牧地均屬于“戛滾”即全體成員公有。每年春耕前由家族長主持按戶分配一次土地。收獲全部歸各戶所有。這類土地私人不能買賣，家庭或個人只有使用權。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家族公有制逐漸衰落。

在西雙版納布朗族中存在著村社公有土地所有制。每個村寨由幾個至十余個不同血緣的家族（“戛滾”）所組成，一般有100戶左右。生產工具、房屋、牲畜等屬個體家庭私有；土地、山林、水源等屬于村社公有。各家族對于村社公有地實行長期占有使用制，通過家族內每年定期分配土地實現單戶生產，其收獲為各戶所有。村寨以上的頭人“叭”則完全由傣族土司冊封，他們接受傣族領主賜給的鐵鏈、銀刀、金傘后，充當傣族土司統治布朗族人民的代理人，定期為傣族領主收繳稅貢，攤派勞役，征集兵員等。

當時，在家族公有和村社公有的土地內，已經出現土地私有制。個別村寨內土地私有程度較深，耕地、宅地、茶園大部分已通過頻繁的買賣或變相掠奪等形式，轉變為頭人、富裕戶所私有。很多村社成員喪失了土地，淪為富裕戶的佃農，這類土地具有完全私有的性質，即可自由買賣、典當、出租給任何人。各家族民主產生的村寨頭人和家族長，往往憑借自己的地位，長期占有使用數量多質量好的土地，有的還具有一定的特權。由于土地占有不平衡，私有制的產生和發展以及傣族土司和國民黨的殘酷掠奪，促使高利貸、雇工、租佃等剝削關系發展起來。隨著各村寨內部階級分化的產生和發展，原始公有制便日趨解體。

20世紀50年代初，布朗山區人民政權建立后，上級政府根據黨中央邊疆民族地區工作“慎重穩進”的指導方針，結合邊疆后進少數民族地區的實際，制定了“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政策。還從布朗族地區的實際出發，區別不同情況，把布朗山選擇為“直接過渡”地區進行試點工作，在解除了民族上層的思想顧慮，穩定了群眾情緒的基礎上，推動布朗族人民群眾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有步驟地對布朗族地區進行土地改革，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在布朗族聚居的其他地區，人民政府也根據各地布朗族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特點，在思茅和臨滄的布朗族地區實行了和平協商土地改革，促進了布朗族社會經濟的平穩發展。到1958年底，各布朗族地區通過民主改革，廢除了封建領主、土司頭人對土地、山林的所有權，取消了封建特權，免除了民族群眾的勞役、貢賦，以及高利貸者的債利和租佃剝削，布朗族人民開始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實現了生產關系的變革。

1985年12月30日，云南省成立以多個少數民族聚居區聯合建立的自治地方——雙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縣，布朗族成為自治縣的自治民族之一。此外，還在布朗族較為集中的勐?？h巴達、勐滿和勐崗，臨滄地區的云縣、耿馬及保山地區的施甸等地相繼建立了與其他民族聯合組成的民族鄉。布朗族不僅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方事務，而且以平等的地位參與管理國家事務和所在各級地方事務的管理。布朗族還選舉出本民族代表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云南省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與此同時，黨和政府大力培養選拔布朗族干部，為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提供了堅強保障。據統計，2005年，云南省布朗族干部約1700人，約占全省干部總數的0.2%。


布朗族居住在山區，氣候溫和、雨量充沛，十分利于植物生長，所以，“靠山吃山”是山地民族生存的一大特點。像其他山地民族一樣，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和豐富的自然資源，尤其是廣袤的森林資源，使得布朗族適應自然并從自然獲得生存的方式主要就是采集、漁獵和刀耕火種。這樣的生存方式就形成了穩定的生產風俗文化。直到今天，雖然現代農業正在逐步建立，但是某些地區20世紀70年代以前，刀耕火種依然較為盛行，采集和漁獵仍然是人們維持日常生活的補充手段。過去，布朗族的刀耕火種創造出人隨地走、地隨山轉的輪耕法，一般把村寨的土地劃分為若干片，在嚴格的規劃下，實行有序的輪墾，使地力得到休息，避免毫無節制地砍樹燒山，以保證刀耕火種農業的正常進行。
新中國成立以來，隨著農村經濟合作組織的建立，人民政府努力推動布朗族群眾改變傳統的刀耕火種生產方式，學會耕作固定耕地，逐漸減少了刀耕火種的土地面積。到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基本上告別了刀耕火種的傳統耕種方式，在固定耕地上獲得了穩定的糧食來源。改革開放以來，布朗族地區逐漸實行了聯產承包責任制，各級黨委和政府組織科技人員上山，大力推廣運用農業科學技術發展生產，使用化肥，進行病蟲害防治，糧食產量普遍提高。以云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勐?？h的布朗山布朗族鄉（這是全國惟一的單一布朗族鄉）為例：到2000年末，全鄉共有固定耕地52336畝，比1996年增加了12668畝，增長率為31.94%。耕地面積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糧食產量的提高，使布朗族群眾實現了糧食自給有余。2004年，布朗山鄉農作物播種面積47590畝，糧豆播種面積29829畝，總產量535.58萬公斤，農業生產取得了很大發展。農民人均純收入為953元。在發展糧食生產的基礎上，各地布朗族農民還大力發展茶葉、甘蔗、橡膠、紫膠、咖啡、杉松、芒果、桃李、蜜菠蘿、香蕉、柑橘、藤篾、南藥等經濟作物。如雙江縣忙安布朗族村，1995年種植紫膠3萬株，橡膠198畝，村里還建起了橡膠廠，使之成為帶動當地橡膠種植發展的一條重要途徑。與此同時，布朗族地區的商業貿易得到了迅速發展，各地區都建立了民族貿易公司，有的村寨建立了購銷店，商品銷售總值逐年增長。
布朗族以種植旱稻（陸稻）、水稻、玉米、小麥為主，豆類、雜糧（蕎、土豆、芋頭等）次之；經濟作物有茶葉、棉花、甘蔗、煙葉、麻類及各種蔬菜。自古以來，茶葉就是布朗族先民栽培的著名物產，布朗族所居之地多為云南今日盛產茶葉之地，是云南大葉種茶葉的主產區。聞名遐邇的普洱茶，早在清代就是云南珍貴的貢品，為當時國內的珍貴飲料，到清代晚期，普洱茶已為士庶人家普遍飲用。時至今日，布朗族地區仍是“普洱茶”、“勐庫茶”的主要原料產地之一  。
分布
2000年，布朗族總人口為91882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部及西南部沿邊地區。
其中，約有3萬多人較為集中的聚居于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勐?？h的布朗山、西定、巴達、打洛、勐滿、勐崗等鄉鎮，約有5萬多人散居于雙江、保山、施甸、昌寧、云縣、鎮康、永德、耿馬、瀾滄、墨江等市縣，布朗山布朗族鄉是布朗族最大的聚居區，約占布朗族總人口的65%。此外，南澗、景東、景谷、思茅、景洪、勐臘等市縣的山區亦有少量分布。
主要聚居區的布朗族長期以來和哈尼、拉祜、佤族相鄰，散居的布朗族與漢、傣、哈尼、拉祜等族人民親密相處。